（付亮谈竞争情报之六）

以下内容综合各媒体：

7日，新奥尔良市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纳金夫妇与一名随行的安保人员正在上海一家酒店内接受隔离观察，纳金一行三人5日从新泽西州乘坐航班前往上海，航班上一名乘客出现甲型H1N1流感的症状，而市长夫妇正好坐在这名乘客的附近，因而要接受隔离观察。另外3名随行官员由于机上座位距离这名乘客较远而不必接受隔离观察。声明还特别提到，纳金市长受到了中方非常客气的待遇。目前纳金的健康状况良好，他还将继续与市政府官员保持联络。

8日，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小组新闻组陈先生昨晚向记者表示，最近有一班从美国飞到上海的飞机中，一名法国籍的乘客被确诊，他前后三排共39人被实施医学观察，但是截至昨晚，隔离观察者中并没有人称是“美国新奥尔良市市长”。陈先生告诉记者，被隔离的39人确实有美国人，但这39人都是经济舱的乘客。

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称，根据中方有关规定，为确保美国客人和其他人的生命健康，出于对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中方有关部门对纳金夫妇以及随行的一名工作人员采取了医学观察措施。

这里，不是要说中美之间谁好，谁坏，关键是从中发现中美文化的差异，增进相互了解。

1. 新奥尔良市长从美国到中国坐经济舱，中国官员和媒体想不到。

2. 新奥尔良市长被隔离观察时，未自称是有特权的“市长”，而是积极配合，中国媒体和官员想不到。

3. 新奥尔良市长的计划已经被打乱，但仍“坦然处之”，表示“受到了中方非常客气的待遇”，中国媒体想不到。

4. 新奥尔良市长隔离期间，仍坚持工作，而且妥善地安排了其他同行官员接替他完成工作，并未将消息放大，中国媒体想不到。

在工作中，经常碰到一个新闻从“国内媒体（中文）-海外媒体（英文）-国内媒体（中文）”后，明显与原内容不符的情况，因此，我不得不在得到国内媒体转载海外媒体的消息(包括直接翻译稿）后，直接去相关媒体查找原文。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编辑记者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转译”海外媒体的报道。尤其是一些媒体记者的用语，如“近来”、“xxx官员说”，“可能”，很可能出现明显的误解。

例如，最近，海外媒体报道的“国内可能取消手机漫游费和固话座机费”，既有海外机构不了解我国决策机制的原因，也有国内媒体再次转载时的“误导”。

中国政府相关研究机构（如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官员只有“参谋权”、“建议权”，没有“决策权”，海外媒体对此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在海外，在政府未公布决定前，此类官员不能泄露任何信息，即使在事后，此类官员也只能进行政府授权的解释工作。中国一些官员则不然，将其由于地位特殊而获得的一些信息，当成了自己的资本，到处宣扬（在海外，此行为已经违法）。

而国内媒体在转载时，编辑记者在不了解相关通信资费改革进程的情况，又明显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历史信息的汇总，从而形成了“中国很可能近期取消手机漫游费和固话座机费”的误导。

在竞争情报工作中“真伪辨别”已经占了很大比重，而媒体传递导致的“以讹传讹”非常普遍，在希望媒体记者报道前，从多方位、多信息源去了解情况，尽可能提供真实的报道的同时，竞争情报工作者也应该对不同媒体的工作流程、对媒体记者的专业知识、对媒体报道的目的、对专家的立场及知识的局限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否则媒体报道失误了，可以再发一个“最新消息”改回来，而如果一个公司基于本身有问题的信息做决策，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