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量正在渐渐消融，对世界而言，中国在这场防止世界性长期经济危机的保卫战中表现尤为突出，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经济战略和金融政策上成熟的全球眼光和应变能力。中国由此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以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为线索的全球化时代，培养和树立起中国在技术演进过程中高瞻远瞩的全球眼光，也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既是不断改善我们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的推动力和全球化的催化剂，又在近二十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技术发展史中扮演着最活跃和最生动的角色。在我看来，信息革命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计算产业的演进，经历了从大型设备到个人电脑、再到便携终端的过程，这方面内容的高速成长已经告一段落并趋于成熟；二是通信产业的演进，从局域到全球互联，从有线到无线，从窄带到宽带，从GSM、CDMA到3G和未来的4G,这个演进过程方兴未艾，而且计算产业软硬件的成熟和移动与互联的融合也要求通信产业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进行响应。

那么，什么是通信产业的大趋势？答案是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技术）。LTE是移动通信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统一标准、统一市场的技术，也是整个通信产业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称之为长期演进，既是因为它代表了从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通信产业正在实现和将要实现的技术目标，也因为它包含了性能、功能和成本等方面远远优于当前3G的各项指标。在LTE的发展大局中，中国通信产业各方和欧美各国共同主导着LTE的技术发展、商用转化和标准制定，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欧洲的Vodafone、美国Verizon在内的主要营运商都积极推动着LTE的演进。所以，LTE既是移动互联网成功发展的重要支柱网络，也是整个通信产业的必经之路。

即使仅仅考虑国计民生的需求，通信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未来中国将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不仅是满足用户的一般需求问题，而是更多地关系到技术应用能力的先进性所能推动和创造的先进性和领先地位的问题。在此前很长时间的发展历程当中，被完全垄断的通信产业发展速度缓慢，并且在国际上始终处于技术跟随地位。领先的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通信的应用跟国外有很大的差距。随着营运商的分拆、调整和市场竞争的成熟，加上国内通信技术企业的不断创新和努力，中国通信产业与国外厂商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到目前为止，针对通信发展的产业政策，中国仍然存在横向思考的弊端和倾向于平衡手段的明显副作用。这一点，在3G标准制定中的犹豫不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种竞争标准的同时实施，既耗费了巨大的投资，也形成了应用中的混乱与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机延误。实际上，采用何种技术的选择不应当由政策来决定，而是应当由市场来决定，这是不能勉强的。通过市场的洗礼，好的技术可能发展得更好，而差的技术则最终必然被淘汰。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和升级换代都会磨练出更优秀的企业，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变革基础上的美国经验已经充分的验证了这一发展逻辑。在这样的机制下维持和繁衍的技术生态，才是能够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才是一个健康的技术演进过程。

所以，国家监管更多地应当关注通信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公平，以及通信技术应用当中的信息安全保障。而对通信产业政策来说，则应朝着积极的、发展的意识方向迈进，在保障发展的前提下寻求市场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在技术上用针锋相对的阵营来互相制衡；然后，再从推动技术演进的立场扶持产业链的生长，而不是用前瞻性不足的短期手段对产业链进行干涉。通信技术的创新和不断发展，使信息的流动跨越了空间障碍，提高了信息交换和经济活动的效率。伴随效率的提高，经济交往的规模也能够迅速地扩大，经济组织得到促进，经济力量得以对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进行了新的整合。我们必须认识到，以往政策的制定出台过程可以归结为以利益均衡为主导，这样的权衡必然导致反映滞后，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当根据技术、产业、市场的进展形成领先推动、竞争共存、以市场定发展的政策趋势和配套措施制定准则。这有助于形成包括通信产业在内的整个技术发展战略演进的全新历史阶段。

目前，欧美在LTE的推进上已经开始。一系列的产品演示和技术介绍活动都显示，众多的国际巨头都在LTE领域摩拳擦掌，为在迅速发展的通信产业中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合纵连横，当中也不乏与中国积极寻求合作的厂商。在不久前的第三届移动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移动明确表示“为了确保LTE的健康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将从国际拓展、标准推进、产品开发和实验认证这四个方面切入”.据媒体报道，中国移动将为今年的上海世博会建立LTE试验网，演示LTE的最新进展，而且LTE也已经被批准为4G候选技术。对比国际国内LTE发展局面，我们存在着良好的机遇，也面对着掌握LTE这一未来趋势和抢占通信产业整体战略先机的可能，这是对于中国在新世纪用技术创新驱动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机会。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必然孕育和萌芽于肥沃的土壤。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顿在他著名的《产业革命：1760-1830》一书中这样概括产业革命滋生的两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首要的是英国经济几个世纪的高速发展为产业革命积累了物质基础，其次则是资本市场的成熟使得资本的供给急剧增加。如今的中国通信产业面临一个极为类似的环境，只不过这里孕育的不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而是长时间高速发展积累的技术基础和能力基础。类比英国产业革命身处的资本市场，中国通信产业最得天独厚的，是其海量的用户市场和成熟而充沛的用户资源；作为中国通信产业发展最快和盈利能力最强的营运商，中国移动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越了5亿之众并仍在迅速增长。

从技术竞争的角度来看，TD-LTE的重大进展，无疑将为中国通信产业在从3G到4G以后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优势。而在市场监管、企业扶持、产业政策等方面能否树立同金融经济一样高瞻远瞩的全球眼光，将决定中国通信产业和技术话语的未来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