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情报》编辑部访谈包昌火先生

《竞争情报》：从媒体报道知道，您最早是从事国防科技情报的，后来转而研究竞争情报。您是如何在中国引入并推广竞争情报的？

包昌火：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是我国竞争情报最早的引入者。我是在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在主持国防科工委重大项目《情报研究的国内外比较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接触到竞争情报的。课题系统地研究了国际视野中的情报研究活动，包括日本的情报调查，欧美的工商情报、技术跟踪等，即一切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活动，并建议把竞争情报作为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我对我国竞争情报工作的主要贡献是组建了中国竞争情报的专业组织，并持续和深入地进行了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如主编《竞争情报丛书》和《信息分析丛书》，组建北京华门策略顾问公司，为成都金珠生物有限公司建立了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承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课题，推动北京市竞争情报示范工程的实施等。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竞争情报在中国的发展。

《竞争情报》：1994年9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竞争情报与企业发展研讨会”在我国竞争情报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那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场景？

包昌火：1994年9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竞争情报与企业发展研讨会是我国竞争情报发展的里程碑，是我国初创时期竞争情报力量的大检阅，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北京市科委有关领导与会和80多位业界代表参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会议的实际筹备者，会议的成功举办一是靠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他们提供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二是靠北京科技情报研究所，他们主要负责领导机关的邀请。而会议文件则由我和当时在首钢工作的曾建勋起草，如领导发言、会议纪要等，我们还于1995年出版了《全国竞争情报与企业发展研讨会会议录》，后来《情报理论与实践》出了一期会议论文专辑。可以说，这次会议为中国竞争情报的扬帆起航擂响了战鼓。

《竞争情报》：从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到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再到竞争情报分会，您在组建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中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包昌火：20世纪90年代初，我继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孙学琛之后出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竞争情报引进以后，由于情报研究与竞争情报都是以情报分析为主要特征这一共性，我就向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会提出设立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的建议，但当时面临着中国科技大学情报系李正中拟建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的竞争。在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汪庭炯，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高庆生的鼎力支持下，学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我的提议，并报中国科协批准，终于建立了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委员会。由于竞争情报的飞速发展，学会又与1995年2月报中国科协批准把专业委员会升格为竞争情报分会的请求。1995年3月，民政部批准了分会关于申请登记的报告。之后，考虑到竞争情报主要面向经济、市场和企业，经学会秘书长关家麟的同意，我们向民政部提出了组建中国竞争情报协会的申请，提议协会主席由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派人担任，秘书处由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10所共同主持。出于意料的是，此事却遭到了时任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某领导的竭力反对。我寻求当时国家科委惠永正主任的支持，惠指示：对于军口的要求，应尽量予以满足。但终因持反对态度某领导的顽固和分会某内部人员的阻扰而功亏一篑，错过了成立中国竞争情报协会的难逢良机。

《竞争情报》：为普及竞争情报，您历时数年，动员全国竞争情报界的资源，领衔完成了《竞争情报丛书》的编撰工作。您能讲一讲策划编辑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吗？在完成《竞争情报丛书》后，您又着手领衔主编了《信息分析丛书》您能说说《竞争情报丛书》和《信息分析丛书》策划和编著过程中的故事吗？

包昌火：谢新洲是北京科技情报学会的成员，我关于编著《竞争情报丛书》的设想，他说可以帮我找到出版社，并希望参加编著工作，我就让他任副主编，他说把副字丢掉罢，我在前，他在后，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但最终整套丛书的编辑重担还是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编写《信息分析丛书》的主张是由中心新景的陈伟提出来的，他认为信息分析比竞争情报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也可为他的培训提供教材，他还帮忙联系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丛书还是采取了双主编制。谢新洲答应提供5万元的编辑补助。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亏待了陈伟此套丛书编得很艰苦，眼睛看不清了，是在动了白内障手术后才最终完成的。

当然，借此机会，我向两套丛书的其他合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他们的合作，为我国竞争情报和信息分析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竞争情报》：您在90年代初就帮助企业搭建竞争情报系统，以后也一直关注这一块的发展。您能否谈谈构筑竞争情报系统基本框架的思路？

包昌火：我认为，企业要发展竞争情报工作，关键要建立竞争情报赖以运作的系统。1993年12月由完平任课题组长完成的上海市科委启明星项目《建立上海轿车工业竞争环境监视系统的研究》是我国最早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项目。我从美国竞争情报的流程和案例、上海的项目以及我本人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建立人机结合、具有三大网络、三个系统、一个中心和六大功能的竞争情报系统的基本框架。其中三大网络是指组织网络、信息网络和人际网络，三个系统是指竞争情报收集子系统、竞争情报分析子系统和竞争情报服务子系统，由此构建一个中心即竞争情报中心。六大功能则包括环境监视、市场预警、对手分析、策略研究、技术跟踪和反竞争情报。

这个基本框架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具有一定人数和实力的竞争情报中心，做到组织落实，并运用好三大网络和三个系统，做好领导部门的决策支持。至于功能的发挥，切忌面面俱到，应以决策的需求和情报中心的实力而定。

《竞争情报》：2012年，在总结竞争情报引入的历史贡献和回顾我国竞争情报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您提出要构筑竞争情报学科体系。您可否谈谈这方面的设想？

包昌火：美国竞争情报研究侧重于流程和案例，中国学者则擅长于理论和综合，但国内外都把竞争情报当作一项工作，而不是一门学科来研究。

我认为，经过50多年，尤其近30年的高速发展，竞争情报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此，我梳理出它的基础理论，即竞争理论、情报理论、博弈理论、人际网络理论和信息转化理论，提出了以竞争情报循环为主线，竞争情报生产为核心，由理论研究、管理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培训和应用实践五大模块构成的竞争情报学科体系。走在了世界竞争情报研究的前沿。我认为，这个体系反映了当前竞争情报工作的基本面貌，提升了它的学术高度。例如，很少有学者琢磨过竞争情报的基础理论，尤其是情报理论。实际上，竞争情报是在美国军事情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了Intelligence studies将会促进竞争情报的发展；也很少有学者考虑博弈论的支撑作用，而竞争情报实际上是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产生的。

《竞争情报》： 作为中国竞争情报的亲历者，您对我国这20年来的竞争情报发展有何评价？

包昌火：20多年来竞争情报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还中国情报一词的本来面目，是Intelligemce，而非Information；二是见识了美国商业情报和军事情报的风采，如情报流程，分析方法，大大提升了中国科技、经济和军事的水平；三是让竞争情报成为中国情报工作的主要样式，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合法的情报工作就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仅仅是情报工作的一个方面的竞争情报特殊论可以休矣。

《竞争情报》：请说说您对竞争情报的主要贡献何在？

包昌火：除了组建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推进竞争情报在中国的发展外，我对竞争情报的主要贡献：一是构建了竞争情报系统的基本框架，这在国际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二是在我国情报界率先引进了人际网络理论，因为通过人际网络获取信息是竞争情报与所谓的图书情报工作的主要分野之一；三是构建了竞争情报学科体系，让竞争情报工作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也算是对世界竞争情报工作的一个贡献。

《竞争情报》：你对我国竞争情报从业者有何新的期望？

包昌火：1958年来，中国情报界一直把Information当Intelligence，把Information Science当Intelligence Studies来研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积重难返。因此，必须回归情报、回归Intelligence、回归耳目、尖兵、参谋的战略定位，舍弃图书情报一体化，与图书馆学或曰图书信息学相分离，各耕各的田，各种各的地。中国竞争情报从业者要为振兴中国的情报事业做贡献，并勇挑重任，做中国情报学研究的生力军，而《竞争情报》杂志也应在振兴中国情报业过程中做好宣传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