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追梦人

有人说包昌火把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情报学研究当作一种游戏，全身心投入，感到愉悦，得到享受，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他自己更愿意用电视剧《乔家大院》主题歌词来形容对这份事业的一生钟情：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

回首50年的情报学研究生涯，包昌火将其清晰地分为两个模块。32年在中国兵器工业情报研究所从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这是我的主业”，老人说。主业之余，他还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所谓“业余爱好”，即研究情报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他的《情报研究方法论》一书被认为是中国情报学方法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将竞争情报引入中国并大力推广，出任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首任理事长。半个世纪，他先后获国家级、部委级科技进步奖14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授予杰出贡献奖，美国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享誉国内外。

78岁的年纪，他依然笔耕不辍。寒冬的北京，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与编辑讨论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继续着他对中国情报学的执著与追求。

“误入”武器情报行

因为成绩优异，又通英、俄、德三门外语，1963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包昌火被中国兵器工业情报研究所看中。可到了单位，胸怀抱负的热血青年感觉脑袋“嗡”的一下，如同掉入了谷底。

虽然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但浙江出生的包昌火仍然一口南音。从小浸润江南文化、熟读古典文学，195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6年大学时光他连北京最著名的天安门也没去过，刻苦的学习占掉了他所有时间。终于毕业，他希望像大漠里研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那样献身祖国科技事业，可是却一头撞进了陌生的武器情报大门。

没有实验室的试管烧瓶，也没有车间里的机器轰鸣，面对的是一大堆的图书、杂志、报纸和大样。他回忆说当时的心情不啻于“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断索崩舟”，糟透了。不到3个月，他就写了请调报告。但情报工作的车轮没有停息。情报工作培训、兵器研究机构和生产工厂考察、常规兵器研制，现实终于把他从一个想象中的科学试验世界推进到了一个科技情报世界。他所从事的兵器情报工作是对公开合法的资料进行收集、分析、推导。“看国外常规武器发展到什么程度，判断我们该怎么办，要往哪里发展。”慢慢的，他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武器研制的基础和导向，他们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探索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

情报世界向他展示了绚丽多彩的前景，焕发了他探索未知的潜力。在常规兵器领域，他从事过推进剂、火炸药、弹药、武器系统和情报管理的研究，曾任中国兵器工业部火箭推进剂配方鉴定小组成员和中国兵器工业部预研规划专家组成员，历任化工研究室、弹药研究室、武器系统研究室、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早起给年幼的孩子穿衣，永远分不清女儿背带裤前后的包昌火，留给家人的印象就是桌上堆的一摞摞高高的文稿、红蓝笔标注别人绝不能碰的草稿纸和那盏永远亮到很晚的小台灯。32年时间他主持了《世界坦克装甲车辆手册》《世界火炮手册》《世界制导兵器手册》《世界轻武器手册》《世界弹药手册》《爆破器材手册》等大型系列兵器工具书的编纂，总计16109.56万字；参与潜地导弹用复合改性双基推进剂的研制、大口径炮用三基发射药的研究等，获国防科技重大成果奖并用于实战。此外，他还参与2000年兵器发展预测及我国兵器发展对策研究、海湾战争研究、常规兵器发展战略研究等重大研究项目。

让软研究“硬起来”

在多年一线武器情报研究的基础上，包昌火发现，情报研究需要一套新的方法，“过去的情报工作都是逻辑思维，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者本人的逻辑、判断水平，没有定量分析、数理统计和分析软件”，他开始摸索现代情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990年，他终于出版了《情报研究方法论》一书。在该书中，他把情报研究的基本含义表述为对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并对分析的基本方法做了高度概括，即包含科学思维、文献计量、数理统计、专家调查和系统分析等在内的科学抽象，形成新的情报产品，因此是一种知识创造活动，并把课题选择、情报搜集、信息整序、科学抽象、成果表达和成果评价作为中国情报研究的基本程序，建立了情报研究方法论。1992年，该书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很多如今从事情报研究工作的中青年学者，都在早年求学时读过包昌火的《情报研究方法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研究员将这本书誉为“我国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奠基性著述”。正如他所说，包昌火数十年在情报科学领域的研究，建立了中国情报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体系，推进了定量化分析在我国情报研究工作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铁辉评价，包昌火毕其大半生时间，论文不足百篇，看似风轻云淡、波澜不惊，然而盘点一下他的文章，却不乏近些年情报学的力作。《情报学报》2012年第7期上有一篇“国内情报学领域文献计量研究”的文章，对情报学领域1996年至2011年所发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昌火所发文章的被引率排名全国第二。

让企业建起自己的“中央情报局”

2006年，联想集团公共关系部的负责人托人找到包昌火，希望请他去给团队成员们做个报告，讲讲竞争情报系统建设。因为这位前武器情报研究者已经转型，而这次转型使其成为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奠基人，他的研究目标是让每个企业建起自己的“中央情报局”。

1986年美国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成立，1991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德国、日本经济的勃兴，世界格局由美苏两霸抗衡转变为多元政治，商战取代了冷战，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仿效美国成立竞争情报协会。春江水暖鸭先知，长期从事武器装备研究的包昌火，敏锐地察觉到了竞争情报的重要性，心中萌动着一个在中国成立竞争情报学会的愿望。

当时和他一起从事竞争情报研究的秦铁辉说：“1994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下面得以成立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包昌火居功至伟。”1995年他又牵头成立了竞争情报分会（即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自此中国竞争情报工作和竞争情报学术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据了解，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国公司中90%设有竞争情报部。如IBM、微软、可口可乐等公司的竞争情报不仅能够监视竞争对手的动向和环境的变化，而且具有对环境的“早期预警”功能。美国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重视，使他们能够应对各种变化的环境和竞争对手，在竞争市场上捕获商机，赢得竞争的主动权。

随着研究的进展，包昌火编撰了《竞争情报丛书》《信息分析丛书》，承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等,“使竞争情报理念为社会广泛接受，成为竞争情报界专业人士必读书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陈峰说。一大批先进的竞争情报企业，如上海宝钢、重庆长安、上海汽车集团、中国电信、和氏璧化工等脱颖而出。同时，鉴于他在竞争情报领域的卓越贡献，多次获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教育部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今天，包昌火依然关注中国情报学的科学发展，憧憬中国情报学的美好未来。他主张中国情报学的方向应为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把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非信息和知识的组织。“让情报为科学决策服务，让情报引领决策，这才是情报人员的正业。”包昌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