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加拿大Goldcorp公司那位老板在麻省理工受到Linux开发模式启发，将开放式集纳社会智慧的思路用来找金矿，不仅自己以几十万美元的代价获得高倍数的回报，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众包”模式。以往技术经济情报工作者是把 “众包”以及相关的开放式创新、集体智慧和游戏化等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动向和新模式在推介，实际上，众包恐怕也是情报工作本身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

我本人是社交媒体的“菜鸟”，一直不敢用微博，上微信也是被动的，然而还不到半年我就感受到，这样的社交媒体对某些专业信息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类似“众包”的作用。相对于专业工作而言，情报工作的一个难点在于经常需要“转移阵地”，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任何人深度跟踪信息的能力都会遭遇挑战。而社交媒体诞生后，日常八卦内容当然不少，但是许多专业领域也都出现各自的圈子。不管什么原因有人进入了我的“朋友圈”，他/她就可能得到我感兴趣、而又通常在我视野以外的重要信息，这就等于延展了我的“眼睛”功能。

例如，在大数据和智慧工厂智能制造等领域都存在各自的“圈子”（微信群），我对其中有些信息感兴趣但并不身处那些专业领域内。由于我在那些圈子里至少有一位朋友，而且这些跨圈子的朋友其实还起到了一定的过滤作用，他们发到我圈子的信息可能是估计我这个圈子感兴趣的；结果就很美妙，既能够紧跟这个领域不落伍，又不至于被太多不需要的信息淹没。

当然如果说那就是“众包”，也必须承认这仅仅是一种初级形态，经济技术情报工作要真正从“众包”获益不能止步于此。目前我想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思考和探讨。

首先，如何把这样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变成情报工作的机构集体智慧。智能手机的功能设计是相当个人化生活化的，例如，微信原先只是发布“这一刻的想法（苹果手机上如是说）”，并不考虑如何将其中有价值的信息保存和后续利用这些知识管理问题。当然说不定已经有这样的功能我没有发现，或许也可能需要再做点事情，总之还需要在技术和管理上进一步努力。

其次，目前那些圈子的形成和互相沟通可能极大程度上是偶然和自发的行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找到了对的人（Mr/Ms Right）和对的圈子。如果要把社交媒体作为情报工作的补充信息源，对如何选择对的圈子甚至是不是必须组织新的圈子可能需要进行认真的情报分析。

最后，任何新东西都可能存在负面因素。今天，当社交媒体遇上大数据，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些信息收集行为都会落入厂商的法眼。虽然情报人一般不是产品服务的潜在购买者，但可能有传播力和影响力，所以就会发生推送行为。最近，我注意到邮箱里会有一些我从来没有主动接触过厂商的邮件，发给我的东西倒确是我需要的，这当然不错，但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警惕我们无意之中当上了别人的推销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