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竞争情报与中国情报学

中国情报学是我国情报从业者的重大创举，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转化两大主要议题，为中外情报学所罕见。

但遗憾的是，现在回眸一瞥，细味起来，我国情报界从一开始就把中文情报与英文Information相对应，造成了半个多世纪的困惑；并把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说图书信息学(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情报学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地盘，为他人做嫁衣裳，偏离了我国情报工作的社会实践，偏离了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活动，偏离了情报生产(Intelligence Production)这一核心领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情报业的发展，削弱了我国情报机构在国家和企业决策中的地位，这是我国情报学界的历史悲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国许多情报学杂志和情报学论文中，字里行间，除了情报学一词还有情报两字以外，再也难觅情报一词的芳踪。我国情报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视Intelligence为忌讳，90年代以来，又视信息、知识为时尚，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鄙弃情报的怪癖，在我国情报学界形成的回避情报的离奇现象在国际上也不失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重视Information，忽视Intelligence；重视文献资源，忽视人际资源；重视文献研究，忽视实证研究；重视信息技术路线，忽视社会经济路线；重视引进，忽视创新，是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的重大弊端。

实际上，情报学并非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是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起源于人类的情报活动和咨询活动，与人类的竞争和决策相伴相生，它们形影相随，而又若即若离。追本溯源，我们的老祖宗应是孙子，而非布什(V.Bush)，也非申农(C.E.Shannon)。

该到还情报学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归去来兮，回归情报，回归Intelligence，弘扬情报工作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重视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研究，推荐以情报研究工作为主导，信息资源建设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情报工作模式，转变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走向。

鉴于我国情报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我国情报机构集思想库和信息库于一体的基本现实，包昌火等曾多次提出过中国情报学应当建立在Information和 Intelligence两大基石上，并把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作为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核心任务，而非信息或知识的组织和传播，后者是图书馆学的世袭领地。因此重构情报学是摆在新世纪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面前的光荣使命，而竞争情报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而非仅仅是企业情报工作而已，技术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和国家竞争情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若如此，这将是我国情报界的大幸，也应是我国决策系统的大幸。强大的思想库和情报力量是美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也是我国产业振兴和安全的重要支撑。因而社会情报机构的式微，不符合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于国家的决断，也有赖于我国情报界的自强，情报学建设方向的把握和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以情报为业，以情报为荣，做好Intelligence Studies这篇情报学研究的大文章。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应当有屈原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35（l）